附录:五一,被遣返的劳动者
2006-06-15 1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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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五一,被遣返的劳动者


见到张胜田是在1488次列车上,我们的座位紧挨着。也许是因为我的上衣印有北京大学四个字,25岁的他能够对我很信任地讲述他的经历。
我们的交谈是很自然展开的。


到北京吗?我问。


是的。


在北京做什么?


打工。


怎么现在——这个季节才去?


我被遣返回河南了,现在正回北京。


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围绕着他过去几天的经历——他,以及众多的打工者们愤怒而又无奈的故事。


4月29日傍晚,张胜田从所在的装修公司出来上街买东西,迎面走过来两个警察问他,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打工的。暂住证呢?他递上去,没想到警察二话没说,几下把暂住证撕碎,命令他,上车。


在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被送到朝阳区的一个院子里。第二天一早,他和十几个人一起被警车送到昌平。在那里,被看管的外地民工大约有六七千人,而且,人是不停流动的,每天都有送来的,也有被遣送到各地的。


进入那个已经住一百多人的大房子里,第一件事是接受保安搜身,他的手机被没收了。有人认为自己有暂住证,因此反抗,他们遭到保安的拳打脚踢。


民工们每天只给吃一顿饭,每个人两个窝窝头,没有任何菜,除了窝窝头就是凉水。当然,这根本吃不饱。除了这一顿免费餐之外,看守所里还卖食品,方便面火腿肠之类,但价格相当于外面的两三倍。5月1日,郑州来人领人,这一批被带回河南的有400人。在郑州,必须交出500元钱才能走人。张胜田因为业务忙,赶紧交了钱,想尽快回北京。


“回去以后怎么办?他们还抓你吗?”我问。


“回去请请客,再办个暂住证,五一节过去了可能也就没事了。”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但也觉得很正常,在这样的社会中。


张胜田每个月收入七八百元,而这一次无缘无故地被驱赶,使他损失一千多元。这一切,他没有怨谁,用他自己的话说,怪就怪自己那天出去买东西,运气不好。


是啊,还能指望他去反抗这莫名其妙的驱逐吗?他到哪里才能讨个说法?有为他们说话的地方吗?就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早已习惯于遭受白眼,遭受警察的莫名其妙的盘问,甚至被莫名其妙地殴打,驱逐。而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象一条狗一样偷偷再潜回城里,面对强权摇尾乞怜。


二十多年前,以工业化的名义,他们被限制在土地上遭受盘剥,他们的父辈如果象他这样来到北京,那一定会被民兵押回去的,今天,以劳动者节日的名义,他们又被保安押回去,还有,到了国庆节,这个国家的节日,他们又会提心吊胆。美国有种族歧视,但那里的歧视还常常能制造出新闻来,而在中国,歧视再正常不过了,根本不是什么新闻。


许志永2001/5/7



附录2:倾听

列车行使在华北平原上

天地间,漂着懒懒的阳光和淡淡的灰色,冬天就要过去了,麦子和小草刚刚醒来,我听到了他们彼此的问候,那最纯净的生命的声音。在年复一年生命的轮回中,它们顺从着上帝,默默地生和死。幸福是什么?在积极的寻找中,在现代化的号角声中,人类找到了吗?


我看见了远处灰色的村庄,还有一栋红砖砌成的新房子。从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民开始能够吃饱饭的那天起,村庄开始了迅速的扩张。然后,这种扩张又渐渐趋于平息。与此同时,开始扩张的,是流动的人口。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他们一起拼命挤上火车,列车员用棍子敲着他们的头,大声吆喝着,骂着。他们是盲流,他们挤满了过道,挤满了行李架和厕所,火车站广场上还有一堆一堆没能挤上来的,夜晚,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他们到陌生的地方寻找财富,渐渐地,一批又一批,他们离开了土地。
今天,就在这列火车上,他们要回家过年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几乎是零的年代,无论到哪里漂泊,只有故乡的泥土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要回家了,他们带回去的是什么?他们拿到了多少钱?有多少欢乐幸福,有多少艰辛苦涩?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穿着皱巴巴西装打着领带的小伙子正凝视着窗外。不用问,他是回家过年的民工,因为那是一张中国农民特有的脸,刻满了风雨沧桑,刻满了艰辛、辱骂、恐惧、无助。


那田园诗般的乡村美景可以出现在鲁迅的笔下,也会出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却从来不曾属于中国的闰土们;那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说和电影中的故事,更不属于他们,甚至当他们来到了城市,才发现那些距他们更加遥远。


年轻的一代很多人已经不想再回到农村,可他们能到哪里?他们能在城里扎下根来吗?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漂泊。然而,他们终究要离开泥土的,他们必须离开,必须来到城市。有一天,那灰色的村庄会变成一所别墅,是的,那整个的村庄将变成一户农家的别墅,别的人都已经到了城市。那是自由的中国,繁荣的中国。


可是,这需要多长的时间啊。


2002 年2月4日于T57次列车上


 


附录3:冠冕堂皇的城市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国家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一类以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代表,他们以发达的经济和高福利政策消灭了贫民;另一类以朝鲜为代表,他们用暴力把来到城市谋生的贫民赶走,其实,也只有他们能做到,城市里没有一个贫民窟。那么,中国,更像那一类呢?


很多到过印度、巴西、墨西哥的中国人觉得中国比他们发达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北京、上海比新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干净整洁多了。今天的北京看起来没有贫民窟,其实,真正没有贫民窟的时代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贫苦的中国农民是绝对没有资格进入城市的,正如今天的北朝鲜一样。


今天,已经有超过三百万的外来的贫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在工地上,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地劳作。但是,他们必须隐藏起来,为了让某些人享受干净整洁豪华气派,他们必须像牲口一样被关在后院里——他们居住的工棚只能在角落里,他们没有权利在这个城市搭建自己的哪怕像狗窝一样的棚子;或者,在一部分人的节日庆典里,他们在城市里暂住的身份也会被撕碎,然后被驱逐。因为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这个城市从来都是冠冕堂皇的。


在节日过后,他们又会偷偷地潜回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他们,他们需要到城市里谋生,可是,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人们,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奢华和面子公然使用暴力剥夺另外一些人的财富、尊严甚至生命。


在新德里,在圣保罗,在墨西哥城,很多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像中国一样有着很多贫民的国家,他们都有着贫民窟,他们都有贫民在城市里居住。在圣保罗,当中国的一位学者向市长提出为什么不赶走他们整顿一下市容环境的时候,市长说,我很惭愧没能让他们富裕起来,但我不能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有选择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权利。


是的,他们有选择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权利,而在北京,当他们的用来谋生的小三轮车被城管部门甩上卡车带走的时候,当他们搭建的窝棚被强行拆除的时候,当他们的暂住证被警察撕碎被驱逐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想过,他们同样有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权利?


与新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相比,北京骄傲什么?在贫困被消灭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城市的干净整洁豪华时髦?我们是否想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冠冕堂皇的背后那些被驱逐者的悲惨的命运?


许志永 2002/7/20


 


附录4:秦兵的城市生活


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早两趟,晚两趟,中两趟,一月就挣一年的粮,我为何要回家乡?今天送我明天来,劳民又伤财,今天收,明天放,二百(元钱)就往警察兜里装;如果风景被取消(三轮车被称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市民不方便,老外看不到。民不富,国何强,如何抵外邦?——板儿爷游击队之歌



傍晚,西直门地铁西北口外,成群的人力三轮车成为一道风景,这些“板儿爷”们其中一百多人都来自湖北的一个小镇,36岁的秦兵就是其中的一员。
秦兵在西直门附近蹬三轮车已经有四年多的历史,算是老“游击队员”了。1998年六月份,正在丰台区一家电脑公司当保安的秦兵,听老乡说蹬三轮车一天能挣一、二百元,就随老乡来到了西直门西北面的交大东路。当时交大东路叫四道口路,路面很窄,两辆卡车都不能并排通过,而且没有铺柏油,一下雨,泥泞不堪。


也正是因为交通很不方便,人力三轮车也就有活可干。当时三轮车少,警察也不怎么管,一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出去几个小时,差不多能挣一百多元,一年下来攒上两三万元不成问题。


后来,三轮车越来越多,到现在西直门附近已经有三四百辆。这些三轮车主大都来自河南、湖北和安徽。他们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他们之间从来不会争着拉同一个客人,他们只是静静等待,任由客人挑选其中一辆,其余的车主不会主动劝说客人乘自己的车;他们之间流行一些行话,说出警车的牌号就彼此知道是指的哪个警察;他们就价格也形成一定的默契,除了特别近的以外,上车启动就是五元;他们还共同分享一些信息,尤其是关于警察管理方面的信息,一旦某个地方有三轮车被扣,消息很快就传遍所有的车主。


因为北京城区不准外地人蹬人力三轮车,他们几乎都是“黑车”,所以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开始上班,八点,警察开始上班了,他们就回家休息,此外,还有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下午五点以后,都是他们劳动的时间。


尽管很小心,他们的三轮车还是经常面临被扣的危险。被城管的逮住就罚钱,态度不好罚200,态度好的罚100元或者50元;被交通警察逮住就扣车。秦兵的车被扣过一次,车扣了之后,按照行规,要找“线人”疏通关系。线人也是蹬三轮的,他们为警察提供一些信息,警察不逮他们。找到线人帮忙,交给警察100元,另外交20元罚款,还有“存车费”每天10元,秦兵那次一共花了160元,想想自己的车子是550元买的,也就认了。


有时被抓以后他们还会被遣送回老家,秦兵也被遣送过过一次。2000年7月的一天,秦兵正在西直门地铁口等客人,突然冲过来几个联防队员,他来不及躲避就被抓住了。联防队员把他送到西城区派出所,当天晚上被送到昌平。三天以后,和其他一百多人一起被遣送到武汉。到武汉交两百元就放人,没钱的就关起来,最长的有一个老乡被关一个多月。秦兵兜里只剩180元,警察收了他160元就把他放了,说剩下二十元给他当路费。他回到家里呆了三天又回到了北京。


你被抓的时候有暂住证吗?我问。有。但警察不管那个。现在办一个暂住证只需要29元(5元工本费,24元垃圾运输费),绝大部分人都办。不过,现在办暂住证还要讲理由,在北京没有事干的不给办。


说起过去,秦兵觉得自己有点“傻”,搁到现在,怎么也不会被遣送了。他学会了北京话,警察问起来就说自己是密云的或者门头沟的,反正那里的身份证没有联网,查不出来。即使被抓了,在交接的时候或者在火车上,都可以想办法出去,有一个蹬三轮的老乡过去的一个月被遣送了三次,每次都是在车站逃出来。


家住北下关


秦兵的家在北下关一栋高楼的地下室里,这间7平方米的地下室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沙发,晚上,妻子和女儿睡在床上,秦兵睡在自己开的一家小水果店里——那里勉强能放下一张小床,偶尔,他也睡在屋里的沙发上。这间小房子每个月的房租是三百元,已经住了一年了,过些日子,他打算换个地方,这里太拥挤了。


当然,幸福的家庭也许不在于房子大小,秦兵有一个相爱的妻子和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1988年,他和高中毕业在镇小学当民办教师的程桂华恋爱结婚,婚后程桂华放弃了教学,和秦兵一起做生意。2000年元月份,程桂华也从老家过来,就在交大东路上开了一家水果店。小店的铺面大概五六平方米,卖西瓜、桃子、香蕉、苹果等一些水果。当时这条路上就他们这一家水果店,所以当时收入很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水果店没有营业执照,工商局催过他们去办手续,但他们去了,办公人员又说,那么小的店,就算了吧。现在,附近一共有六家水果店,但他们的诚信水果店由于真的很讲诚实信用,生意一直还不错,现在每个月除了800元的小店的房租还能收入两千元。


工商税务对他们还算友好,让他们生气的是城管部门。有一天晚上,大概九点钟了,他们把半箱有瘢痕的苹果摆到小店门口甩卖,城管的四个人走过来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摆在里面的三箱葡萄和苹果摔倒地上,旁边的人也都愤愤不平:该罚就罚,干吗要毁人家的水果?


明年春天,这条街就要被拆了,秦兵正在找地方,希望开一个小的自选超市。前两天,他到通州区考察市场情况,正在考虑地点。


走出山村


秦兵的老家在湖北省广水市余店镇,初中毕业后他一边种地一边在镇上做服装生意。


小镇的生意不好做,秦兵后来去了武汉,在服装店打工,半年后又回到老家。1994年,经熟人介绍,秦兵在长春干了两年建筑。后来觉得生活不习惯,离家又太远,于是又回老家了。在家呆一段时间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北京。


秦兵老家还有两个人的承包地共一亩半。这一亩半地一年可以收获1500斤稻谷,800斤小麦,稻谷每斤四毛钱,小麦每斤三毛八,一共收入大约900元,除去200元化肥农药成本,2002年之前还要除去两个人的三提五统一共300多元,这样,一年种地的收入不足400元,再加上鱼塘的收入200元,还有树木一些收入,加起来一年的收入一共也不到1000元,一家三口靠这些生活显然不够。


秦兵把自家的一亩半地给堂哥种,不收任何转包费,每年还要给唐哥寄几百元钱,帮助他的孩子上学。


为了孩子


秦兵有一个令他骄傲的女儿——秦雨梦。


雨梦今年8岁,北下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在她的家里聊天的时候,她快乐地向我们展示她的三好学生奖状和校园小记者登记表,妈妈在一旁解释说,老师发给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填表成为小记者,秦雨梦是其中一个。


在这张登记表上,家庭住址一栏里写着:湖北省广水市余店镇白街46号。雨梦是这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她已经清楚知道户口的差别,班上没有北京户口的同学,要多交200元的杂费。


幸运的是,北下关小学接纳了她,老师对她很好,小雨梦兴奋地向我们讲述班上的事情,显然,她已经很骄傲地融入了这个42人的班集体。


雨梦2001年6月来到北京,秦兵想办法让房东帮忙,入了北下关小学,当时,外来人口入学每学期要多交600元“杂费”。从今年开始,北京市教育部门决定外来人口收赞助费200元,从2002年9月开始,雨梦学费只比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多出200元“杂费”。秦兵介绍说,现在外地孩子入学更容易了,他的几个老乡都是直接找的北下关小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也都顺利入学了。


孩子在这里上学,秦兵感到很满意,老师们很负责,教学质量很高,收费其实也和家乡差不多,家乡小学每学期收费也要200多元,这里也就是200多元。


秦兵几乎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他说,为了雨梦安心上学,他们家在未来的几年里不会离开北下关多远,等到孩子上了大学,或者至少,高中毕业,他们夫妇两个就回老家去,他说,这里太累,不是他们的家。


秦兵最大的梦想是,等存了一些钱之后,回老家开一个扶贫学校,专门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说,妻子对这个想法也很支持,曾经是民办教师的她很愿意在扶贫学校里当一名合格的教师。


2002年11月2日


 


附录5:快乐的人

高粱桥斜街边上匆匆行走着很多很多外地人,两边店铺里充斥着外地人的叫卖声,不远处就是地铁站,这些外地人很多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我常常走在这条街上。尽管很多次和他们混在一起聊天,但我终究还是旁观者。那一天傍晚,警察盘问暂住证,对于扎在民工堆里的我,愣是不予理会。我很想去昌平挖一回沙子,但警察不给这个机会,现在更没有机会了,听说新抓去的民工不再挖沙子了,攒够一车就遣送回去。也许是沙子挖完了?


回到家,我查了一下法律,全国涉及收容遣送的法律共有177个。


其中1982年10月民政部、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原来,昌平挖沙子居然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是在自己家走路,就是流浪,就可以被遣送,就可以被强迫劳动,就可以成为某些人的收入来源。


昨天,我又到了那家熟悉的小吃店,店很小,只能同时容下两个人吃饭,我是第三个,所以端着碗站着吃。


两个食客刚来到北京,在旁边的工地上干活,还没办暂住证,其中一个身份证也丢了。“没有人查你们吗?”我问。


“咋不查呢,查的可紧了。昨天进城就被查住一回,不过没关系,塞给他50块钱就放人。现在好多了,原来价格更高,50块根本买不下。给钱放人就得了,总比遣送回去强多了。”


“熟悉的人有被遣送回去的吗?”


“多了。我一个老乡特倒霉,去年一年被抓住6次,遣送回去5次,挣的钱都花在路费上了。不过现在抓去不用干活了,也不打人,好多了。”他说的那样轻松,满脸洋溢着幸福,为这个社会的进步。


在西客站,我看到过那些等待被遣送的人。他们从一辆大客车上列队下来,每个人就像刚被俘虏的士兵,或者监狱转移时的犯人,双手背在脑后,旁边是拎着警棍吆喝着的警察和保安。在车站门前,他们列队蹲下来,低头,双手抱紧后脑勺,谁抬头谁就要挨揍。


快吃完了,他对我狡猾地挤挤眼,对老板说,“没钱了,赊账行不行啊?”他在跟老板开玩笑。


“没钱不要紧。不过,我不相信你没钱了,呵呵。”老板一边应付着,一边招呼新来的客人。小屋站不下了,我告辞。


他的乐观深深感染了我。我可以想象他面对列车员,面对警察时的嬉皮笑脸,危险过后的一脸的幸福。中国农民生活不容易。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总能发现属于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快乐。像一棵长在瓦砾中的小草,虽弱小无助,却也能在每一个没有暴风雨的清晨微笑。


许志永 2003年2月28日


 

 

附录6:中国“病号”

王来喜在收容所里被归结于“病号”一类。他已经被收容过三次了,最近的一次从收容所出来是2003年3月19号。


王来喜在广东老家被称为“上访狂人”。1985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镇政府工作,1987年开始发出第一封检举信,控告镇长收受贿赂。1988年他检举家乡的南澳半岛开发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从此后他失去了工作,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


他开始上访是因为政府的不正之风,因为家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来他上访除了原有的那些材料外又加上自己的遭遇,他要求恢复自己的工作。再后来,一家媒体听信地方政府一面之词,侮辱诽谤他,他告那家媒体,虽然官司赢了,但没拿到一分钱,于是他的上访材料中又加了新的一份。


2003年4月5日这天下午见到王来喜,他搁在桌上的上访材料比一本一千多页的词典还厚,这其中,控告的对象又增加了和收容有关的几个部门。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几十次来北京了,所有能去的部门都找遍了。


他不同于一般的被收容的人,他总是能记清楚收容的时间和细节,因为他总认为收容是不正常的。2002年5月7日,他刚下火车几个小时,在前门一带被一个便衣叫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询问他,他如实说自己是上访的,警察还朝他家乡的县公安局打电话,得到答复说这个人是“上访狂人”,随后他遭到了一顿毒打,他在心中默默记下了打他的警察的警号。


派出所里还有十几个被抓来的“盲流”,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商小贩,每个人交纳“罚款”50元到200元就放了,剩下他和另外一个人当天晚上被带到了昌平收容所。


第二天,管理人员集合大家,问谁会养猪谁是泥瓦工等等,并说干完一个星期的活就释放,不干活的遣送回老家。王来喜本来不愿意干活的,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白白干活。但同号的人告诉他,临屋有一个广东人已经呆了20多天了还没遣送,因为这里广东人少,凑不够一车。如果他想被遣送,恐怕要等一两个月。他答应去养猪。


干完一天活后,他请求带队人员放他走,他出示了自己的火车票,证明自己刚来北京,并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当天晚上,他被释放了。


可他并没有逃开或者躲起来,一回到北京,他立即去前门派出所找那个打他的警察,说自己要检举控告警察打人。那位警察感到莫名其妙。


他去了崇文区检察院,要求为自己讨个公道。一个检察官接待了他,耐心告诉他不好处理,临走,还送给他很多饼干。王来喜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善良的检察官,他说,当时他的确已经很饿了。


2003年2月19日,王来喜再次来到北京,去了国家信访局,信访局的官员早就认识他了。和往常一样,没有结果。当天,在“访友”的引领下,他住进了一个居民的家,晚上,他被警察带走,送到昌平收容所。


他在收容所里呆了六天,每天两顿饭,一顿两个馒头,一碗菜汤,想吃别的就用钱买,但比外面贵好多。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睡觉时人挨着人,他晚上被邻铺的睡梦中蹬了一脚,一直肋骨隐隐作痛。


第七天早上,他们被收走腰带,列队上公共汽车。到西客站,他们被命令一律双手背在脑后,蹲在地上。王来喜坚决不把手背在脑后,也不蹲下。保安冲过来照他背上就是一皮带。王来喜站起来指着保安的鼻子大声质问:凭什么打人!


旁边有不少路过的人在看。一个警察走过来,与保安耳语了几句,保安走到了一边。王来喜把包放到地上,自己坐在上面。这时,在他周围,其他100多人都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当天,他们被送到了郑州收容所。保安队魏队长宣布纪律:能够自保的,交完钱走人;要求外保的,尽快让家人送钱或者寄钱来;在此停留每天伙食费21元;表现不好的可以就地送劳改,不服管理的挨打活该。


“那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集中营。”王来喜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摇摇头。“打人是家常便饭,他们让劳改犯管理我们被收容的,有人被打伤也是常事。”
王来喜身上还有200元钱,但他决不把钱交给收容所。在不得不选择的情况下他选了“外保”,保安让他写下亲友的地址,他写的是北京一个报社的记者的电话。


他挨打了,但当“老大”要打他的头时,他居然暴怒地奋起还击,旁边的人一时都傻了眼。再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上访的故事,管教干部也开始有点怕他了。


将近20天后,他被释放。3月20号,他又来到北京。这次,他要告国家信访局和北京丰台公安分局。


王来喜的故事太长太长了,一个下午的诉说远远不够的,十多年艰辛的上访路,如今他已经39岁了。就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些曾经访谈过的一个个悲怆的面孔:199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信访办门前,那位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关押十几年出狱后在北京靠蹬三轮为生的佝偻的老人,他伸出被打残的手指诉说着这一生的不幸;2000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门外焦点访谈接待室门口,一位在我眼前渐渐发疯的农村妇女,她哭喊着要冲进电视台;2002年11月,因为四轮车案的行政诉讼打了十四年官司的黑龙江农村妇女马继云在大街上被双鸭山市宝山区法院强行带走关进了收容所,并遭到殴打,两个月以后还不释放......


“为什么叫你们病号?”我恍然有所悟。王来喜指了指自己的头,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们精神有病。”


是啊,他们都是“病号”,是这个制度,这个社会的病号。他们看不惯的要说出来,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不会忍耐,而是要告状,他们的行为与这个沉默忍耐的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精神病人"。


在西客站,当一百多人像罪犯一样被命令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只有王来喜觉得这是侮辱,并且坚决不接受这种侮辱,只有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他是精神病人,像他那样不能忍受屈辱的都是精神病人,遇罗克、顾准、张志新他们也都是。也难怪,那些以死抗争捍卫权利的人就更被称为精神病人了。


一个社会有“病号”很正常,但问题是中国的“病号”太多了。全国各地信访站门前、新闻媒体门前有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在奔走呼号,其实,正是他们前仆后继付出惨重代价的抗争在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可是,这个国家用什么办法才能医治他们心灵的伤痛?


许志永 2003年4月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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