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SARS,上帝的鞭挞?
2006-06-15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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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革的气息,《走向共和》展示给国人的沧桑记忆余音未息,萨达姆的雕像又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轰然倒塌,而与此同时,一场灾难正悄悄潜入北京,在不安与无奈中,街上口罩多了起来。


2003,我们无法回避SARS,它是一场灾难,但更像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个千年一脉的信息封锁体制狠抽了一鞭。中国更加开放了。


SARS这场风波的开始,要追溯到2002年11月中旬,在佛山市发现了2到3个病人,当地没有向上报告,但省里的专家去会诊了。“我们仅当作一般呼吸道疾病处理。” 当2003年2月17日《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在广州采访主管SARS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时,他告诉记者。
2002年12月15日,紫金县的黄可初和郭杜程先后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其症状为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怀疑感染不明细菌。随着病情发展,两名患者分别被转入深圳和广州的医院。两人转院后,曾经接诊过他们的数名医务人员先后出现相同的症状。


于是,谣言开始在河源市内迅速传播。最早的谣言是:河源受一种不明病毒袭击,已有1人死于此症,医护人员亦同时患上此病。后来人们又得知“给人治病的医生和护士3人都已经死了”。2003年1月2日,恐慌的人们在河源各大药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虽然都蜂拥而至药店,但是根本不清楚应该买什么药,只是跟风抢购一些抗病毒药品,例如罗红霉素。很快,全城药店此类药品脱销,买不到药的人更加焦急,直到晚上9时多药店关门还有人在排队。(《羊城晚报》—金羊网 2003年2月15日所载《反思“两大事件”:谣言止于理智和信任》)


河源市电视台、报纸都反复报道相关预防与稳定局面的信息,该市在十几天内就基本平息了。


但是真正的恐慌还在后面,就在河源市民抢购药品的同时,距离河源市有270多公里的中山市也发现了出现上述症状的病人。1月2日起,中山市某医院呼吸科先后收了12个“不明原因性肺炎”病人,其中有3个因为呼吸衰竭用了呼吸机。1月中旬,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也收治了一名症状相似的中山患者。中山市的病情明显比河源的凶险。该市某医院有七八个工作人员被传染。1月16日开始,中山“肺炎流行”的传言蔓延开来,于是市民们开始疯狂地抢购药品。


接着,疫情扩散到了广州。“大约是1月30日,佛山市顺德区发现了十几例病人,全部送入广州,在此之前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就地治疗,这些病人分别送入了省中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医院等,安置在传染科或呼吸内科。但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地传染给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这件事的影响由此扩大。”(《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2月21日所载《非典型肺炎事件反思 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于是,从2月初起,传染病的传言开始在广州蔓延,市民们纷纷带上口罩,而从2月8日开始,传言通过电话手机短信迅速暴涨。手机短信说: “广州有致命流感。”这一信息当天被传送4000万次,第二天传送4100万次,第三天传送4500万次。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卫生厅终于公开出面澄清事实——“不明肺炎”是“非典型肺炎”,而且该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广东省各大媒体纷纷就此事进行客观报道,引导市民正确认识这一事件。漫天飞舞的传言渐趋平息。


但是在2月12日广州及周边的几个城市又开始了疯狂的抢购风潮,人们疯抢的对象从各种抗病毒药物扩大到了米、醋、盐等生活用品。2月13日,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纷纷出面辟谣。广东多个地市的工商、物价、城管、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严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一度飙升的大米、食盐价格瞬间回复正常。(《羊城晚报》—金羊网 2003年2月15日所载《反思“两大事件”:谣言止于理智和信任》)


从3月份开始,广东省的SARS治疗有了良好的效果,发病率也明显减少。


北京,从封闭到开放


然而在3月中旬,网上陆续出现了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有的还言之凿凿地列举出接诊患者的医院。多数人起初视之为谣言。


3月26日,新华社突然刊出报道:“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这一报道的语气是如此的轻松,然后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从那以后,一直到4月20日,官方流畅的谎言就伴随着我们对“非典”一步步的恐惧。


3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被定为疫区。


从此,SARS这场灾难的重头戏摆在了北京,整个城市都卷入了这场大战之中。


4月2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中国的疫情:“截止到3月31日,中国的内地总共发病1190例,现在已经出院934例,死亡46例。”接着张文康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透露:“截至3月31日,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4月3日召开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郑重宣布:“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工作生活持续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为了让记者充分报道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张文康特地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在不同的回答中重复多次。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4月6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从三月中下旬发现第一起非典型肺炎传入病例以后到今天,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指挥下,总体情况是非常平稳的。“作为北京市的卫生局长,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北京不存在非典型肺炎流行问题。”


北京市市长孟学农4月12日说,北京收治的第一位非典型肺炎患者已经痊愈,非典型肺炎在北京已得到控制,可疑病例正在减少。


然而此时,不断有人公开质疑政府公布的数字的真实性,认为政府一定隐瞒了实情。因为,此时北京媒体已经出现各种关于医护人员奋战病魔的报道,从其人数,从其辛勤,足证患者不在少数。有人认为政府“把大量病人列为待确诊的病人,把已经确诊的病人愣是附加一些条件列到非典病人之外,玩文字游戏,试图欺骗国人和全世界”,“政府想通过隐瞒真相来防止恐慌,是低估了SARS的威力”。此前广东的非典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到行政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因此,开始有人呼吁要求政府及时公布真实的数据,帮助人们正视灾难,坚强信心。

这其中最勇敢的是北京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

早在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这边的医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非典”,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3月底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医院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第二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这时候,蒋彦永知道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


然而,4月3日下午,他从电视上看到,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数次重复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他知道这是个巨大的谎言,并且如果谎言不能及时被戳穿,受害的最终是不知情的普通民众。于是,4月4日,当蒋彦永再次核实了301、302以及309几个军队医院确诊与疑似的SARS病人数分别是:46、40、60后,写了一封800字的电子邮件,寄给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

4月8日,蒋彦永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的采访,采访内容被迅速于当晚发布在网站上。蒋彦永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与此同时,《时代》周刊这篇题为《Beijing's SARS Attack》(北京的SARS袭击)的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对蒋彦永所称的数字,卫生部门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信里作简单自我介绍后,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希望卫生部以人民利益为重,迅速公布真实数据,采取积极措施。


此时,SARS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不安。


由于北京、上海也传出病情,因此包括英特尔、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取消了原拟在北京或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取消了到上海参加环保会议的行程。


美国国务院通知驻中国外交机构非必要人员和家属可以在自愿基础上离开中国之后,又再度发布旅游警告,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到中国进行非必要旅行。


继马来西亚之后,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亦宣布限制中国人入境。


德国邮政公司宣布,德国邮政将禁止员工到香港、中国大陆、越南和新加坡等非典型性肺炎发病地区旅行。继英国埃弗顿足球队取消到中国深圳的比赛计划之后,另一支英国球队阿斯顿维拉也决定不参加定于在广东和香港举行的足球锦标赛。


来自包括广东等八个省份的中国代表团,在抵达新西兰首都威灵顿后,被要求不要出席会议,部份酒店及交通机构,不愿为中国代表团服务。


印尼多个港口禁止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及加拿大等爆发非典型肺炎国家及地区的商船泊岸,有关船员须接受身体检查,证实身体健康才准上岸。


已有七人因患SARS死亡的加拿大出现排华情绪,有加拿大人辱骂“华人像老鼠一样肮脏”,华裔学生成为被歧视对象,华人开设的店铺餐馆生意亦一落千丈。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了专家组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足见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政府针对SARS采取的措施表示不满。


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把世卫的警告当回事,他们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严密地保守着真实的数字。这无疑使公众更加怀疑,也更加恐慌,各种传言在京城中沸沸扬扬。


4月15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非典疫情是:截止到14日20时,北京市收治的已确诊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共37人,其中死亡4人,康复出院8人。


谎言还在继续。善良的人们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了。


千千万万人借助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绝大部分是愤怒和谴责,一些激烈的言词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个医学难题经过黑箱的发酵正朝着一场政治风暴演变。


这篇4月16日发在一塌糊涂bbs上的言论很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网络上的声音:


“让我们相信政府吧,让我们相信谎言吧!


政府说:一些医生因为护理病人而累倒了,是累倒了吗?


政府在很早之前就宣布广州肺炎已经被控制了,控制住了吗?


政府说北京只有个别从外地运来的病例,没有散布的SARS,真的没有吗?


政府为了证明北京是稳定的,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公共防御,只是采用发现一个治一个的消极处理方式,这样正确吗?


说甚么,”公布了肺炎会导致公众恐慌,让人们作出错误的行为“,难道你不公布肺炎,肺炎就不会自己来公布自己吗?公众知晓肺炎不是迟早的 事情吗?


一味隐瞒事实真相,只是让公众在抵御肺炎上多走了很多弯路,


1,由于不知道肺炎,继续如常的在肺炎危险地带活动
2,由于不晓得肺炎的属性,而采用错误的药物
3,由于不晓得肺炎,对病例的处理变得不及时不恰当


你为了维护政府的声誉,就颠倒黑白,无耻谰言,你的良心何在!"


这一天,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愤怒:


这次疫情,从广东开始就隐瞒真相,从2002年11月份开始发现病人,直到2003年2月份造成大面积恐慌有关部门才不得不公布疫情。但此后,这种隐瞒的恶劣行径并没有收敛,卫生部两次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广东调查,一再声称自己有能力控制疫情。后来终于同意卫生组织调查时,又命令广东市民不得戴口罩。隐瞒疫情的后果是病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但是,有关部门仍然不汲取教训,继续在感染人数的统计数字上撒谎,到2003年4月16日,政府部门公布的北京市的感染病例是37人,死亡4人,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相信这个数字?仅仅从官方公布的新闻上获得的消息就可以断定至少十几所医院都有受感染者,以每个医院平均收治三个病人计算,总数就已经明显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我们无法猜测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但有一点中国人都可以确信: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不可信!


本来,自然灾难是整个国家要齐心面对的,面对灾祸,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可是,我们的某些部门面临灾难首先想到的不是人民安危,而是如何封锁消息,愣是要把一个团结合作的机会转化成人民的愤怒,转化成这个社会的分裂和不信任。


广东发生了疫情引起恐慌的事件之后,很多人已经公开谈论公众的知情权问题,这本来可以是政府改进工作方法的一个机会,可没想到,疫情传到了北京,依然是封闭,依然是欺骗。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绝不应该这样的。联想到最近发生的辽宁海城学生大规模中毒事件,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形势一片大好”,我真的为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心,如果再不及时改正,这种误国误民的腐败透顶的官僚主义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而是因为有关部门最近的做法实在无法让人民信任。


你们成功压制了人们对农村艾滋病人的关注,可是,你们就真的尽力帮助他们了吗?在河南湖北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些无助的人等死,他们的死亡,对于官僚机构来说只是增加了一个数字而已,他们连获得社会帮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苦难,这无异于极其卑劣的谋杀。


那些公开撒谎的官员们,你们的脸皮太厚了,这个社会的信用就是被你们败坏的。你们说,稳定是大局,可是,人民有了知情权就一定不稳定?当生命都遭受威胁的时候,稳定是谁的稳定?难道老百姓都是刁民都是无赖,一旦知道事情真相就非要和政府对着干?不,恰恰相反,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很多人只要官员们一句真诚的话语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流行疾病关系到我们切身生命财产安全,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关注。隐瞒真相,是对人民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是为自己逃避责任留下后路。解除封锁,公布真相,这是信任的开始,责任的开始,是现代社会的开始。责任不容回避,人民的权利不容蔑视,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公布疫情真相!


真的很愤怒,真的难以理解这种恶劣的传统,没必要隐瞒啊!

街上的口罩越来越多。4月18那天我第一次发现,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几乎都带口罩了。网上充斥着各种传言,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下午我来到人民医院。


选择人民医院,一方面传说非典很厉害,一方面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很近,骑车几分钟就到了。


医院里冷冷清清,和以往相比,人少了许多。几乎所有的人都带着厚厚的口罩,连传达室的人也不例外,医生们更是个个捂得严严实实。在一楼大厅,一位医生说人民医院有“几个”非典病人,但具体数字她不能说,他们被集中在旁边的院子里隔离治疗,她说从最近几天的情况来看,病毒有弱化的倾向,理由是潜伏期变长了(我对此不太理解)。她说最近医院就诊人数急剧减少,因为人们怕传染,不过这样也好,能够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


看起来只有放射室和急诊室的医生比较忙碌。放射室里医生较多,不时有人进进出出,两位医生在门口说话,说的是不能回家的事情,口气充满了担忧。


急诊室里医生们在忙碌,一位医生手里拿着胸片进了一间屋子,但我没看清是不是有病。一位医生看样子病了,她坐在门口凳子上,三位医生为她输液,看来新闻上说的他们日夜奋战是事实。我问他们我戴的口罩能不能防非典,他们看了很吃惊的样子,告诉我根本不行,告诉我“赶快离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病人的家属,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坐在急诊室里的凳子上,他是这里唯一不带口罩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当时是全北京最危险的地方,就在那个急诊室附近先后有两百多人被感染。我难以想象,那个没带口罩的年轻人怎么样了。


看起来还是很严重的,一位医生说,至于能不能带来更大危害,近期只能看病毒的表现了。


当天,我把这个消息发在网上,并歉意地说“没能了解多少消息。”


4月16日下午,世卫组织来华专家组成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专家组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专家组组长Alan Schnur认为北京的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网民愤怒的呼声,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压力,最重要的是,继续掩盖真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4月19日,积极的消息终于传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网上开始欢呼。新闻发布会的实况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北大的bbs上。这是一个罕见的果断决策,我们有理由期待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和很多人一样,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欢欣。4月22日,我在网上写下这些文字:


让我们携起手来!

 

“非典”给很多人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就在几天以前,我在文章中表现更多的是愤怒,因为愚蠢的官僚主义正在成为病毒的帮凶。但是就在4月20日,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变革的一线希望,不管怎样,那些公然说谎的官僚被撤职了,中政府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应该支持。对说假话的批评是我们的责任,对积极行动的支持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我期望这次变革能更加深入,期望政治不再意味着虚伪、阴谋和冷酷,期望那些曾经官僚主义的人们时刻不要丢弃人性的善良和真诚。


我更期望这次灾害能够成为我们的社会摆脱猜疑冷漠,重新充满友爱的机会。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的自私和冷漠,很多医生也感染了这种社会病,过去他们常常对陌生的患者冷眼相对。现在,这一切正在改变,但愿这种改变能够持久,感谢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个社会充满温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自我做起呢?


当团结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冷嘲热讽,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尽一份自己的责任,真诚待人,不说假话,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我渴望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我想尽一切机会努力实现这个理想。中国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吧,共建一个美好的社会。


Sunny2003年4月22日


在强大的SARS面前,政府终于突破以往的惯例,痛下决心,向民众公布了真相。由此,在这个春天,整个北京市展开了一场紧张而有序的抗击"非典"的生命保卫战。


而在这背后,已经远远不是一场“倒萨战争”,而是一场社会开放的运动。中国,充满希望的中国!


秋天,当艾滋病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真相的时候,当温家宝总理紧握一位艾滋病人的手,我们看到的是SARS带给我们的国家强大的免疫力。


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由于其传播途径的有限,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只要引起了足够重视,作为一个医学问题并不是特别可怕。但在中国,艾滋病与其说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一种社会病。因为在中国,最大量的艾滋病患者居然是这个社会中最为贫困无助者群体,而他们感染病毒的原因又大都是因为贫困而“卖血”。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历史遗留的城乡分割体制带来的痛苦开始显现,当他们感到了被抛弃的无奈,当连同那最偏远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争相挤上通往城市的列车,总有一些人被无情地抛下。


而当他们知道通过卖血比出卖体力更容易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把自己的胳膊伸向蓬勃兴起的血站,他们不知道艾滋病毒,而知道的人不会在意他们的未来。


终于,苦难出现了。而当他们在家里无可奈何地等死,当他们预料到在城市繁华的背后自己苦难的一生就要匆匆结束的时候,如同这个国家历史上就欣赏的"杀富济贫"的强盗一样,一切的反抗都具有了道义的正当性。


他们来到城市,把自己的血液抽出来注到别人的身体里,在天津和北京都曾引起了大规模的恐慌。他们以为这样做能够报复社会。而当他们被警察抓住面临刑罚判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这些即将结束苦难人生的不幸者,刑罚,除了展示国家暴力的残酷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是人,他们有生命的权利。他们是中国人,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抛弃他们,无论这样的生命是多么沉重。我们无法回避这历史的伤痕。


唯有开放,在阳光下和解,在阳光下重新建立理解和信任,我们才有可能慢慢消化历史遗留的痛苦。


不仅是艾滋病的问题,SARS之后,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甚至是加速度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SARS之后政府的一系列转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SARS来势最猛,政府百般尴尬的时刻也不得不开始反思,为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的前期,在惯常的模式之下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完满。虽然政府并没有因其失职向国民公开道歉,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政府面对国内民众的职责和国外舆论的批评,开始真正进行反思。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危急时刻政府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又奏效的新举措,在全世界面前印证了新一届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除了几位失职官员被革职之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立即公布疫情真相,加强卫生防疫监管,紧急调配医疗物资,开展正确的卫生知识的宣传,等等。民意调查显示,因为这一系列的举措,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开始大幅上涨。


政府的变化随后在整个2003年都有所表现。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信息更加公开。4月下旬以后,如发现某种疫情出现,政府和卫生管理部门便会及时向新闻媒体披露,并将疫情发展情况和政府采取的防治措施以及大众应该注意的防范事项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这样做既可以安定人心,让大家都关心此事,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防治传染病的工作,也有利于调动全国的医疗和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共抗瘟疫,同时还可以争取得到国际援助。由疫情的公开机制自然带动了全社会信息公开程度,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相结合在2003年对社会起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推动作用。由于新闻媒体在多个重大事件中的杰出表现,使其成功地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因此增强了自身的力量。而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他们不得不正视这股来自于民间的新兴力量,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于是,新闻自由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自动扩展。


2003年,政府很多部门的行政措施更加人性化。2003年8月7日,公安部宣布,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等四个方面,集中推出30项便民利民措施,以进一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新生婴儿落户是随父还是随母可自愿选择,70周岁老人可考领驾照,现役军人也能持地方驾照,按需申领护照范围扩大到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等等,很多实质性的制度变革都在"便民"这轻松的口号下发生了。


2003年,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国家发展战略也由以往较多强调GDP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上来,开始重视公民的生命健康,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2003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公民权利年的呼声背后,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已经不再引人注目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典"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现在还只是序幕。


开放,是必要的,回首千年一脉的“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否要感谢SARS——这上帝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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